曹氏父子的文学创作主要体现在诗歌上，其文学革新观念也就主要体现在诗歌革新上。曹氏父子文学革新不仅体现在诗歌内容上，也体现在诗体的创新上。根据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与逯钦立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两部诗歌总集载，曹操与曹丕共计创作乐府诗共五十一首，其中曹操计二十一题二十七首，曹丕计一十九题二十四首。
如果再加上曹植创作的三十三题三十八首，则三曹创作的乐府诗有八十九首。所以，由于曹氏父子以家族式集体创作乐府诗，而且又是中国皇室创作乐府诗存世最早的诗歌，故被称为“中国乐府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一、曹操的文学革新与“慷慨苍凉”
曹操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存在，他有着不同凡响的事功观念，并且南征北战，戎马一生，最终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是出色的*治家和*事家。同时，他雅好辞章，擅长音乐，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属于开一代诗风的杰出人物。其诗存世不多，仅二十多首，但绝大多数都是名篇。
从《乐府诗集》的编纂体例考察，郭茂倩侧重于音律，重视凭借歌乐来分类，这就包括郊庙、横吹、相和、清商、燕射、鼓吹等十二大类。郭茂倩有意将曹操的乐府诗编入相和、鼓吹、杂曲这三个类别中。曹操的乐府诗有气出、《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陌上桑》、《短歌》、《秋胡》、《苦寒》、《善哉》、《步出夏门》、《却东西门》等十三题二十一首；逮钦立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魏诗》部，载有曹操诗一卷，分为乐府和诗两部分。如果除掉与郭茂倩所选相同之部分，那么曹操有《善哉》、《董逃歌辞》、《谣俗辞》、《有南篇》、《饮马长城窟》六首，其中《善哉行》、《有南篇》、《饮马长城窟》皆为残句。
曹操文学革新首先体现在诗体的革新上。诗体属于诗歌美学的范畴，在诗歌史研究中占据着很大地位，而诗歌的创作者们对诗体的把握并不一定十分准确。王夫之说：“古诗无定体，似可任笔为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榘矱。”曹操爱好音乐，尤其是古乐，故其存世的诗歌全部是乐府诗，据中华书局本《曹操集》及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曹操创作的不同诗体有四言诗、五言诗、杂言诗等三种。
曹操创作的诗歌虽然深受乐府诗影响，但他能做到推陈出新，堪称“能改造文章的祖师”，这与他爱好音乐有关，更与他的治国观念有关。曹操借鉴乐府旧题，但不受其拘束，大胆革新，表现了一定的创新精神。故《魏志·武帝纪》说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比如《薤露行》一题，原本是一首挽歌，曹操拿来进行了一番改造，借用此旧题来写现实生活，抒发伤时悼世的感情。再如《蒿里行》一题，原本是杂言，写离乱生活，曹操却拿来运用五言诗进行创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功。
无庸讳言，四言诗这种诗体形式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集中表现在《诗经》中。当然《诗经》中也有不少杂言诗，但主要是四言诗。因汉武帝“独尊儒术、抑黜百家”，儒家文化一家独大。而《诗经》又是儒家经典，故而四言诗成为了当时的诗歌主要创作形式。
挚虞《文章经别论》即有文云：“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于俳谐倡乐多用之……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是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但是，因为战乱，两汉创作的四言诗并未结集，形成像《诗经》这样的诗歌总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而曹操的四言诗出现，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给四言诗的创作注入了活力，让处于低谷的四言诗再次出现了高潮。正如前人评曰：“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
纵观曹操的四言、五言乐府诗创作，整体的美学特征表现为慷慨苍凉、遒劲有力，充满一种阳刚之气，有类于孟子的“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因为以诗言史，以诗言事，致使诗歌蕴有治世的观念，这可以说是曹氏父子乐府题材诗歌的一个特点，也可说是他们对诗歌的一种审美风尚。
汉魏之际，“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战争和动乱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线，故此如何终止战争与平息动乱就成了人们思考颇多的命题。战争的残酷让生命脆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却要面对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儒家正统思想体系迎来崩溃，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普遍质疑。所以，作为要致太平的曹操必须直面灾难和死亡这一冰冷的社会现实。
曹操的五言诗也占其诗歌创作的三分之一，在五言诗的发展道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内容上，由于这些诗大多是缘事而作，有感于时，因此具备“史”的特质，表现了他对魏晋初期社会变迁的感慨和混一宇内的伟大抱负。如《蒿里行》是纪关东义*讨伐董卓的实录，真实地记述了联*失败的缘由，并描绘了战争下的人民生活图景，将“史家实录”和“诗人之性情”合一，萃于一篇。
曹操的一生中遇到很多悲剧与艰辛，但作为*治家他并没有因此退缩，当他以诗人的视角敏锐观察这个世界之际，他发现人生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更应当有历史的责任与担当，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状、让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
这样就可以说，曹操的乐府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典型，是有极强的现世意识的。我们在他《蒿里行》一诗中，就可以窥其端倪。此诗创作的背景是初平元年，关东义*联合讨伐董卓之事。
诗歌写出了关东义*失败的原因与当时社会的情形，但远远不够，曹操最重要的意思是在诗末的六句中，体现了曹操对战争所持的态度以及救民于水火的胸襟和抱负。是以此诗为人称为“汉末实录”。
一直以来，曹操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如其《短歌行》有句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诗中，曹操以周公爱贤重才勉励自己，表达其求贤若渴之心，要达到安定天下，消弭战争。
而《苦寒行》一诗则描述东征乌桓之情况，曹操以周公自比，表现出必胜的信心，并且以战士的心理极写征途的艰难和思念家乡的细腻感情。《却东西门行》也是通篇写行*作战艰苦。而《薤露行》则详细记录了汉末的几件*治大事，即*府的腐败无能、大臣谋事之不慎不密和献帝被逼西迁等。
曹操的这些五言诗，由于均为借鉴乐府旧题，故而包含一种民歌般质朴的美学特色，又有着“慷慨悲凉”的对国家命运和人生前途担忧的美学风格与诉求。
当然，最能够表达出对命运的思考，对失败的总结，还当属曹操的那首《短歌行》。据考证，是诗创作于赤壁大战之后。这一战役使他统一全国的理想和志向遭遇巨大挫折，不禁想到人生的短暂，而壮志更难于实现，于是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生感慨。不过，从中丝毫不会让人感到他的消极与失望，而是要趁着有限的时间去完成人生的理想与抱负。
在诗人看来，实现统一华夏的伟大使命，必须要建立一支富有智慧的贤能之士，必须壮大自己的人才队伍。“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策略为成败之本。”于是诗人发出了求贤的号召，贤德之士，聚集于此，曹操以*治家的口吻相期许，此枝可栖，此地可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此诗一直以来受到诗家好评，如南宋诗人敖陶孙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而清代著名评论家沈德潜则谓其“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敖氏和沈氏二人之评，异曲同工，均指出了曹操诗歌的美学诉求，即带有魏晋气象的风度，表现为浩然之气、王者之气。
二、曹丕的文学革新与“便娟婉约”
曹丕，即魏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首位留下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皇帝。郭茂倩将曹丕创作的乐府诗编入相和、鼓吹、杂曲三类中，共计有四十四首之多。
在这四十四首诗歌中，乐府诗占二十四首，与曹操共题的乐府诗有《秋胡》、《陌上桑》、《善哉》、《董逃行》、《短歌》等，这也显示出曹丕的乐府诗创作有典型的家族化特征，如果算上曹植创作的七十九首乐府诗，则更说明了创作的家族化特征。
曹丕和曹操的乐府诗大多是在汉乐府诗的基础上的进行的创作，所以，他们多借用乐府古题来书写作社会，比如《蒿里》、《薤露》本来是挽歌，曹操却借来描写社会的现实。又比如，《陌上桑》原本是写罗敷女的，曹操却用来书写成求仙的，“驾虹蜺，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而曹丕则用此题来写行*和作战，“弃故乡，离室宅。远从*旅万里客。披荆棘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
《秋胡行》古题是写秋胡戏妻的故事，曹操拿来抒发功业有成需要历经磨难坎坷的感慨，“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去去不可追，长怅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曹丕更是拿来抒发自己渴求贤才的心愿，“尧任舜禹，当复何为？百兽率舞，凤凰来仪。得人则安，失人则危。唯贤知贤，人不易知。歌以咏言，诚不易移。……”诸如此类。
曹操和曹丕的乐府诗虽然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语言古朴率真，内容大多是对社会现实的写照，具有很深的社会意思与现实关怀。但它已经不再是以汉乐府那种拟作、代写的口吻出现，有了很大的超越。这些都说明曹氏父子的创作已经从模仿学习阶段走出来，彰显其具有自由创新的意识。所以，胡应麟言道：“汉人乐府本色尚存。”
不可否认，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但他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治与*事领域，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到文学的创作。而曹丕与曹植则不然，他们有时间和精力专心进行文学创作。
曹丕是邺下文人的核心。在《与吴质书》中，他深情地回忆起邺下文人活动的盛况，“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这段话中，展现了当时文学活动的场景，有可玩的，有可饮的，有可弹的，有可赋的，有可比的，总之是快乐的，也说明曹丕在当时的文坛地位。
就曹操和曹丕集中创作大量的乐府诗而言，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自然是不可低估的。不过，以王粲为代表的建安七子，却鲜有创作乐府诗。王粲、陈琳、阮瑀，他们三人只创作的乐府诗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据考证，除了王粲有几首外，其他均为冒名混入。
总结
曹丕虽然没有其父的戎马生涯、南征北战，但是在他登基为帝后，却对战争和社会有着深刻的反思，而且并不逊于曹操。对战争反思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于曹丕所创作七言诗《燕歌行》。这首《燕歌行》并没有从正面去描写战争的残酷，而是将其观察的视角投向后方的家人，通过对家中妻子对从*丈夫的苦苦思念来反思战争对社会家庭的破坏。整首诗其如泣如诉，读起来让人心让人心颤。
与曹操一样，曹丕也把战争题材纳入到乐府诗中来，但风格与曹操的“慷慨悲凉”显然不同，更多了一些文士气。故而，清人沈德潜言道：“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这首描写战争的七言诗，以其高超的艺术性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对后世影响极大。所以，誉为天下第一七言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