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六朝，从诗学的萌芽到诗歌批评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经历了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对诗歌本质与创作特征包括诗歌本质、功能、创作、风格的认知基本上形成了成熟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以及建立起了中国古代诗歌体系的基本架构，尤其是促成了诗歌从志到情，从教化到个人情感的转变，从礼乐的政治意义走向艺术审美的文学领域。
此外，魏晋六朝对先秦两汉诗学的理论接受同时也进一步探索和深化了诗歌本身的价值意义，这是中国古代诗人至始至终以其整个文学生命探索的诗歌本质，无论是对个体生命的情感宣泄还是对社会政治的不懈表达都是在强调同一个文学主题：艺术与人生不可分割的联系。
建构了基本成熟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
魏晋六朝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两汉儒家诗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诗学特点，在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进行融合和发展的过程总，魏晋六朝文人已经建立起一套更为体系和完整的诗学思想，从诗歌的本质到诗歌的功能、体裁、创作过程、批评方式、风格，这些己经足够建立起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基本架构，也足够当时文人对诗歌审美本质有更加进准的认知，后来的人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添砖加瓦。而这些文论从美刺比兴、原道宗经，从中和之道到“通变”思想，从政治教化到抒情言志，无不打着中国古代先民从蒙昧到科学，从直觉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转变过程，这说明了先秦的中国古代文论己经建构了基本成熟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诗学体系。
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来看，至少在先秦两汉魏晋之际并没有出现对诗歌这一文学体裁作具体说明的著作，即使魏晋六朝时期，如若让我们具体的阐述诗歌是什么，诗歌是怎样创作而成的，诗歌创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并不能作直观的答复而只能从诗论中整理出何为诗歌，因为那个时期缺少系统的诗学著作和诗歌创作史，中国古代诗学缺乏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诗歌产生的历史时机和特殊环境以及诗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从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萌芽到魏晋六朝的基本成熟的文论体系，诗歌本质到功能、风格、创作艺术、批评等领域我们都可以从各家诗学思想中建立起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基本构架。
围绕诗歌的本质特征的探索，对于诗歌功能、创作、批评等理论的发掘也伴随产生，他们所涉及到的不仅是对诗歌功能、创作过程以及诗歌风格的拓展，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个时期诗歌的整体发展、诗歌批评以及诗歌的文体特征作了详细的阐述，这各种理论的产生便构成了初具雏形的诗体及其理论体系，是诗歌区别其他文体的形态特征。就拿诗歌的具体功能来说，某一文学形式的产生必然伴随的便是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出现，诗歌最初的功能在上文已经提到过，是出于劳动和娱乐。
陆侃如的《中国诗史》在讲到诗歌的起源时说道先民们手持牛尾而歌舞的情形，是一种生产行为之意识的模仿，目的在于占卜祭祀之用，在这里提到了诗歌的两个最原始最朴素的作用：劳动模仿和占卜祭祀。诗歌源于劳动正如前文所说的“举重劝力之歌”的“号子”、还有“杭哟杭哟”的劳动节奏都似有着劳动的痕迹，这一点也说得通，先民最早的生产生活主要是捕猎等劳动生活，或许在劳动之余以歌谣宣泄一下劳动的艰辛,就像西方民族在这一方面有着和我们相似的认知，认为艺术来源于劳动和游戏，所以诗歌最初的功能是对劳动行为的模仿和娱乐的需要。
后来随着社会和政治等级的出现，人们对诗歌的作用有意识的进行了变化，从殷人的卜辞中可以看出哪些祭祀占卜的行为来自于对劳动生产行为的模仿，并把它当作人神沟通的方式，因此诗歌变这样和礼乐等政治的化身紧密结合了。《诗经》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它融合了人们对劳动生活、对政治社会、对自然现象的具体理解，更是阐释了人与自然的某种联系以及对社会百姓的影响。
孔颖达认为情和志具有同一性，从我们自身的角度理解，我们的道德、理想、志向皆发自于内心的渴望，正如儒家学者他们的济世之志何尝不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会情感的表达，无论是社会情感还是个人情感都是我们心里主观愿望的表达，只是将渺小的个人情感升华为政治情感罢了，如屈原的爱国情感、司马迁的“愤而著书”、颜回的甘于贫贱还有曹植的壮志难酬其实都饱含着个人的喜怒哀乐，只是魏晋以来的文人更加注重的是自身的祸福和个人的命运，从高度的社会情感开始更多的转向平凡人对平凡事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