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卿/文
《追寻逝去的时光》的结尾，叙事者多年后重访盖尔芒特府邸，看到一张张与记忆中相差甚殊的面孔。对时间的全新体悟击中他，促使他提笔创作一部小说，重建过去的时间。他将小说与教堂作比，随后又自谦地说：“我不敢狂妄地说它像一座大教堂，只求它像一条长裙”。但普鲁斯特真的建起了一座超越时空的庞然大物，整个20世纪的法国文学庇荫其中。如法兰西学院教授贡巴尼翁（AntoineCompagnon）所说，“所有的文学都在《追寻》中了”：文学获取了它的本位，即“总体生活的复活”。
普鲁斯特的经典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世时，他的犹太身份、性向、糟糕的健康状况、稀少的作品发表、以及他上流社会交际花的名声，都使他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费加罗报》的编辑拒绝普鲁斯特为文学专栏供稿，因他“不属于文学圈”；《追寻》的第一卷被多家出版社退稿，包括纪德主导的伽利玛出版社（纪德很快意识到了错误，伽利玛出版了他随后的作品）；第二卷在年夺得龚古尔奖时击败了一部讲述一战的爱国现实主义小说，引得评论界群起攻之，斥之为反动选择。
不过，在他年过世前，普鲁斯特还是成功聚拢了一帮拥趸。年代，《追寻》的最后三卷陆续出版；年代，他的书信集和朋友们撰写的回忆录面世，但对普鲁斯特的兴趣始终局限在一小撮精英之中。毕竟，《追寻》篇幅浩瀚，且与之后欧洲的现实脱节严重，作者本人也饱受“右派”、“公子哥”、“附庸风雅”等偏见所累，许多人指责他缺乏对社会问题的
